把持中国官场数百年士族豪门化身两汉魏晋权力怪兽后为何消失

  编者按：当中国历史进入唐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风光无限与天子共天下的世族大姓，在转眼之间几乎消失无踪，史书之上也隐踪匿迹。世族大姓的真实下落一时间似乎竟无人知晓。以至于到了现在，网络上出现了所谓自唐宋开始“中国无贵族”观点。那这些消失的贵族是大隐隐于市却幕后操纵朝政，还是真正被历史潮流所淹没？他们从何而来，又向何方而去？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描绘出了东晋时期世族与皇家“共天下”的局面，世族在当时达到了权力的巅峰。而在北部的北朝政权斗争中，关陇集团对于政治格局也同样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关陇集团同样是由强大的地方势力所组成的政治军事集团。但到了宋代时期，世族大姓却已骤然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在以往的观点中，世族似乎是被南北朝与五代十国之乱世所摧毁，但事情却远没这么简单。为了弄清楚世族从何而来，向何而去，我们还得追溯到世族形成的历史背景。

  世族在汉代之时尚且只是由地方豪族转变而来的士族。汉代拥有非常广阔的疆域，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是另一个问题：领土规模过大所带来的治理困难。这种情况在通讯及网络技术相当发达的今日依然存在，古代那样需要车马传信的通讯条件下，治理难度将会无限扩张。在地方官员的选任上，汉朝的官员选任体系无法支撑起庞大的官僚体系，文帝以后的察举制度选任的官员数量相当有限，仅能支持有限的中央政府官僚以及地方长官，而且特别难找到在地方层面上适任的基层官员，因此只能让地方政府自行选任，这便是地方政府辟署制度的来源。

  或许换一个思路更容易理解。限制汉朝官僚体系扩张的原因有许多，其中还包含了地理阻隔、官员选拔难度较大、国家财政无法支撑等众多因素。汉代的交通并不发达，除了道路难行以外，并没什么适用于长途的公共交通工具。再加上当时的治安环境堪忧，基层治安甚至需要乡里自行维持，因此很难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也就很难提供后世科举的社会基础。

  ▲司马迁在《史记》中盛赞游侠，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社会严重缺乏治安，而这种治安往往需要豪族、游侠等自组织武装群体进行维护

  但更为严重的地方，在于汉朝初期缺乏较好的官员选拔标准，儒家思想方从中央向地方传播。由于当时造纸工业依然不发达，各类竹简导致了信息与文化传播的困难，因此能够学习知识的不过是极少部分的豪族。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卷纸应试的方式显然并不合适，而地理阻隔与交通不便又限制了考场的安排，因此根本没办法有效进行大规模人才选拔，转而妥协式地采用层层举荐的察举制度。而察举制度是中央政府的选官制度，基层选拔由乡-郡“三老”举荐，其后再参与统一的考核。作为一种小规模的人才选拔机制，它并不适用于地方上的官员选任。（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当然，察举制度并不能可以称为一个太好的选择。原本负责基层举荐的乡、郡“三老”，是由当地富有名望、负责传播儒教的长者充当。然而“三老”之地位却极易被当地的豪族所垄断，因此这一套举荐体系从最初开始就充满着不平等。但事实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汉朝有意将地方权威纳入行政体系所采取的措施。因为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汉朝通过察举制度形成了贯穿中央与地方的文化一体性，而这种文化的一体性也是维护汉朝统治的重要根基。

  在地方上，除了地方长官由中央指任外，中央与地方的官员选任制度实行双轨制。地方政府辟署制度，简单来说即是地方政府自选僚属官员的制度。但当这种制度与地域关系发生结合，情况将会大大改变。由于郡国官署的官员由地方长官选任，因此他们会从自己的宗族中选择人员，逐渐在当地形成宗族性的控制。而在西汉中期以后，这样的一种情况扩展为以联姻、交易关系为核心的地域性联盟，豪族已具有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身份（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

  这就造成一种现象：不同的地区由不同的地方势力联盟把控，形成一个个的利益团体。两汉交际之时，篡位的王莽在最初获得了许多西汉士族的支持，但在他试图推动新政将士族土地收归“王田”而进行再分配时，却遭到了士族的剧烈抵抗。在王莽统治末年，全国起兵的八十八个集团中，有五十六个是士族或大姓（余英时《东汉政权之创建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仅仅经过西汉时期的发展，他们便已经过控制地方社会获得足够的利益与力量，对抗中央政府。

  比如最终获胜的光武帝刘秀受到了众多士族与豪族的支持，其中支持刘秀起家的上谷郡便“控弦万骑”（《后汉书寇恂传》），而掌控这万骑精锐的是其太守耿况。在两汉交际之时，这样的一种情况实际上相当普遍，仅上谷与渔阳二郡便为刘秀贡献出三万步骑，成为刘秀争夺天下的资本。试想一下，仅两郡太守便可拿出3万精锐兵马，并且供给其军需，士族的势力在当时到底有多么的强盛。

  与此同时，士族的强盛并不仅局限于地方。汉代的官员选任制度为察举制，察举制是一种举荐制度，由地方的长官、名士向中央政府举荐、选送人才。鉴于教育、交通以及考试制度设计等诸多因素，早期的汉朝政府无力举行科举选拔人才，因此察举制度有其合理之处。但当士族进入地方行政体系之后，他们会利用职务之便向中央行政体系输送本族、本集团的人员。这样一来，即便是中央行政体系也将被士族逐渐渗透。

  这种情况直到东汉时期愈演愈烈，东汉的政治体系中充满着士族的身影，他们从地方行政体系跨入中央行政体系之中，成为了影响朝政的重要力量，从士族过渡到世族。便如那袁绍一族，在四世之中出了三位“三公”，门生遍及天下。这样的情况并非袁氏独有，在外戚集团中也相当高明显。由于世族控制着察举制度下中央行政体系的官员选任以及地方辟署制度下的僚属选任，因此当他们进入中央行政体系之后，对于地方的控制力甚至进一步强化，形成横亘于中央—地方庞大的政治集团。

  从整个官僚体系的结构来看，汉代的辟署制度在西汉之时将地方豪族纳为了士族，豪族的士族化与士族的豪族化相互渗透，将整个官僚体系变成了豪族—士族的统治工具。在东汉时期，士族逐渐暴走，将汉朝拖入了深渊之中。东晋的门阀政治以及北朝关陇集团权力的内部更迭，本质上而言都是西汉时期地方政府辟署制度和察举制度的衍生物。

  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门阀政治的最终的原因实际上更加深邃。汉朝实行察举制度和地方政府辟署制度的最终的原因，在于原本的官僚系统和官员选任提供，无法支撑骤然扩大的领土规模以及治理规模。而在地方上实行代理统治，本质上也是中央政府有限的官僚体系与治理能力无力触及地方。正是这一些悖论导致了治理的失灵。

  正如两汉交际上谷、渔阳郡太守率兵支持刘秀一般，世族大姓随便什么时间都能转变为军阀。他们不仅拥有政治资源与丰厚的财力，并且在数百年经营之间大量隐匿户口、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三国时期，曹操兵败回乡，便变卖家产从宗族之内拉起了一支规模不小的队伍，成为其翻盘的重要本钱；北方的一时霸主袁氏一族则拥有着更强大的势力。世族大姓及其联盟，本身就具有着强烈的军事集团色彩。南北朝时期北部关陇集团以及南部的门阀势力，都拥有各自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操控政治格局的变迁。

  但世族并未一直强盛下去。直到隋唐科举制度实施以后，情况出现了骤然性的改变，进而引发的贯穿唐宋的大变革。以往史学家或许会认为，主导唐宋大变革的根本因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转变。但如果引入我们之前的分析便显而易见，制度结构的转变对于唐宋大变革的产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隋文帝时期，科举制度骤然面世，并且在隋炀帝统一南北以后全方面实行。区别于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度，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央政府选官途径中，世族大姓对于入仕途径的垄断。

  在地方官员选任上也同样如此。据《文献通考卷39》：“隋文帝时，牛弘为吏部尚书，高构为侍郎，最为称职。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再从所谓的“州郡无复辟署”能够准确的看出，隋文帝通过建立科举制度，一举打破了世族大姓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中对官僚选任的垄断。

  科举制度的建立是打破世族大姓垄断的关键，尽管到晚唐时期，历史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仍然是名族与公卿贵胄，但就从各类史书的传主数额来看，其比例已经降至68.5%（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进士、明经、制科三科登科者士族出身也下降至69.4%（王伟《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显然失去了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中士族、世族近乎完全垄断的地位。

  在地方官僚体系中，由于失去了辟署制这一入仕途径，唐代地方政府出现了大量流外的低级办事人员——胥吏。但凡八品及以上官员才可称入流，胥吏并不入品，而九品官员往往为胥吏转官的过渡阶，因此同样被视为“流外”或“不入流”。但地方上重要职务的胥吏，往往依然由本州自行选用。这是一种中央向地方豪族的妥协，胥吏在地方之上同样拥有不小的权力，能够延续豪族在地方上的统治，以获得地方豪族对政权的支持；同时科举制却将他们上升的路径进行规限，以防东汉、两晋时期世族对于皇权威胁的再现。这种政治上的平衡措施，在防止地方豪族大规模反叛的同时，又尽可能限制了世族把控朝政的途径。

  察举制度、地方政府辟署制度和儒教在地方上的推行，从本质上而言是汉朝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为了强化对于地方社会掌控力所实行的措施，但它却依然为汉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科举制度的出现以及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度、地方政府辟署制度的消亡，消灭了士族、世族泛滥的根基，它深藏于唐宋大变革之中，却并不引人注目。自此以后，豪族失去了以宗族途径入仕的可能性，只能在参与科考竞争入仕或充当胥吏之中选择，失去了政治影响力的士族只能勉强维持在地方上的特权，不免泯然于诸姓之间。

  参考资料：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阎步克《东晋门阀政治》、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的共同体》、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张信通《秦汉里治研究》、牟发松《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黎明钊《辐辏与秩序：汉帝国地方社会研究》、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劳干《汉代的豪强及其政治上的关系》、杨联升《东汉的豪族》、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