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为何在魏晋南北朝达到顶峰又为何退出了历史舞台？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句话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即人才选拔制度。大意是说在士族阶级立场，不管这个人怎么样，身为贵族一定不会落为官员中的下层，而庶民们不管怎么努力多么优秀，都没法得到士族的身份。

  门阀士族制既是一种社会秩序，也是一种政治选拔制度。这种制度前后延续近五百年，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

  所谓门阀制，就是一切以门第出身为标准。凡官运仕途，婚姻嫁娶，社会交际，人情世故等项，均以出身为重，才干居其次。官宦世家，名门望族，往往享有各种特权，凌驾于普通百姓之上。在门阀制度之下，上层士族和下层百姓基本处于阶层固化的状态。

  士族，又称门阀、世家，是在社会上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门阀一词，由来已久，《后汉书》载：“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可见在东汉时期，已有门阀制度这一观念了。然而门阀制度并非空洞的字眼，其历史积淀十分深厚，内容也很繁杂。

  门阀士族的渊源可以追溯的到先秦时期的士阶层。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到了春秋时期，士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即“贵族之末，庶民之首”，位列大夫之下。及至战国，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许多士出身的人，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官爵，许多大夫由士升任，“士大夫”一词由此产生。然而，自此之后虽然不断有士位极人臣，却多底蕴不足，不能累世传承，不能称之为士族。

  这种情况在西汉有所改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员多以经术起家，逐渐出现了世代为官的情况。西汉中后期，中央政权对地方掌控下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逐步形成豪强地主势力。

  依靠豪强地主阶级支持的东汉光武帝刘秀政权，更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几乎不受限制发展的纵容者。认为开国有功的“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是这一封建王朝的支柱，理应享受种种特权地位，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一时之享受，而要求传授世袭。

  在门阀士族内部，互相以门第，族望，礼法相标榜，互通婚姻“攀龙角，附凤麟”，达到巩固他们的政治地位愿望和要求，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特权阶层——世家大族，以维护既得利益。

  可以说，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慢慢的变成为名门望族。就这样地方豪强士大夫化，士大夫家族化，从而走向了中古士族之路。

  东汉选拔官吏的察举制和征辟制的推行，为世家大族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累世宠贵”“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

  如以“中兴元功”著称的邓禹家族，被封侯者就达二十九人，位列三公者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其余有官职者不可胜计。再如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则四世五公，这些世家大族，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权，占有大量土地，拥有由家兵、部曲组成的私人武装。门阀士族制度，已处于萌生发芽状态之中。

  公元200年，曹丕在代汉称帝前，为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接受了颖川士族陈群的建议，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度，即“九品官人法”，它把汉代的门阀特权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爵位世袭成为可能。

  据《三国会要》记载：“郡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这就是著名的九品中正制，它正是产生于曹魏时期。该项制度并不是唯才是举，而是以乡里评议为基础。

  所推举的大中正，必须是在朝居官，还要德高望重。层层推举，最后才能选用。官吏的升迁和罢免都要依此执行。不难看出，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一种察举制度，选拔人才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对才干的考察，只看重出身和门第，所以难免任人唯亲。九品中正制延续了近四百年之久，由此确立了门阀制度的地位。尤其是在随后的东晋时期，门阀制更是达到了鼎盛。

  遍观整个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与士族势力的斗争从未停止，最终三国归晋，代表士族阶级利益的司马氏取得了天下。而曹魏政权的妥协之作“九品中正制”也成了士族制度确立的标志，为士族阶级汲取中央政权提供了法理基础，士族阶级正式形成。

  曹丕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到了西晋，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中正官一职多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这一制度变成为他们培植门阀们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殷灼曾对晋武帝说：“令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吵滑者哉。”

  西晋的立国者司马氏集团是依靠一批士族地主官僚的支持发动政变上台的，因此，政治上完全代表了世家官僚的利益。司马炎执政称帝后，借口“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大力贯彻实行九品中正制，并加以发展，两晋时期，门阀制度急剧发展。

  为了取得士族阶级的支持，司马家族不得不对其笼络、放纵，终于让门阀势力呈现出尾大不掉之势。

  门阀势力的扩张使士族的野心无限膨胀，想要摆脱皇权的桎梏；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缓和阶级矛盾的可能；而寒族的崛起又使他们惊恐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西晋退出历史舞台所。

  司马睿在琅琊王氏兄弟的支持下登上帝位，建立东晋，故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从此开创了东晋时期的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治格局。东晋一代，门阀士族几乎把持了全部朝政，门阀士族制度在东晋达到顶峰，并带有鲜明的特征。

  政治上，门阀士族拥有先天的特权。根据门第的不同，担任不同的官职，世代为宦，维持着自身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士族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佃农，依托实力丰沛雄厚的庄园经济，维持庞大家族的巨额花销。

  文化上，门阀士族拥有大量的藏书，引领着整个社会的文化走向，为其在政治领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社交上，门阀士族极度排外，与庶族泾渭分明，甚至坐不同席；为维持统治，不同士族通过联姻的方式联合在一起，共同抵抗其他势力的倾轧，一起分享拥有的权利。但士族的强盛无疑使得中央政权的权威大幅度下降，士族阶级与最高统治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

  南朝后期，门阀士族制已成为国家的立法标准，进入章程之中。如《南史》记载：“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士族和统治阶级互为表里，彼此扶持，国家各项法度都在维护士族的利益。

  门阀士族制度之所以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这种制度促进了文化艺术的进步，以东晋为例，东晋偏安江南，恰恰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更兼江南富庶之地，更加有助于文化艺术的繁荣。比如王羲之、谢灵运，陶渊明，顾恺之等人，均诞生于这一段时期，而这些人多是士族名门之后，可见门阀制度对文化事业的影响之大。

  凡事有一利则有一弊，门阀制度也不例外。它最大的弊病就是加剧了阶级分化，如果任由其发展，最终必然导致阶层矛盾的对立，这在某一些程度上也加速了门阀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脚步。

  首先是内因，也就是贵族自身的堕落，由于九品中正制赋予门阀士族超然的特权和地位，士族子弟鲜有像王导、谢安一样的政治家，大多人都声色犬马，追求奢侈，以驾驶门第自矜，此为其衰落的内因。

  此外，孙恩、卢循发起的长达十二年的起义也给东晋的门阀士族以沉重打击，王谢等世家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地位。东晋太保谢安次子谢琰被害后，北府兵为寒⼈掌握，军权不再由士族掌握。

  其次是这次起义本就因门阀士族封建剥削严重、农民无法负担而起，矛头直指东晋各个世家⼤族。南朝刘宋开国君主刘裕为缓解阶级矛盾，不得已出台了一些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同时限制了豪门士族的各项权力。

  而庶族地主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崛起，隋文帝颁布“均田制”，几乎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了土地，同时整顿户籍，轻徭赋以，将依附于豪门士族的佃农、奴隶解放出来。于是几年之后中小地主迅速崛起。

  隋唐时期，庶族与门阀士族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小，为维护本阶层的利益，庶族地主阶级要求拥有政治权力，积极寻求入仕途径，为科举制的实行奠定了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其次是外因。杨坚统一南北朝之后，建立隋朝，由此开启了新时代，隋文帝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重蹈覆辙，吸取前人的教训，大力打击门阀士族，取消了九品中正制。而改用科举制选拔人才，由此大量寒门子弟进入上层阶级，至此门阀制度宣告终结。

  门阀政治的核心即是士族在政治上掌握了选官用人权，九品中正制是门阀士族地方割据下的产物，地方官的品评是选官时的重要标准，选官权并不在皇帝手上，但由于魏晋政权依赖于士族，对此只能选择妥协。

  但这种让渡政治经济特权的现象是任何一个专制皇帝都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启用科举是符合专制皇权的需要的。

  科举起源于隋朝，最终定型于唐朝，同时也符合隋唐大一统的需要。科举取士能形成从中央皇帝到地方的垂直选拔。

  寒门子弟可以层层考试面见天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就是科举制的好处，同时这样受到皇帝赏识而被启用的官员往往对皇帝更忠⼼，所以天子掌握用人权也就掌握了更多的行政决策权，有利于皇帝扩大统治基础。

  此外，由于消弭了之前由于缺乏上升途径造成的中下层人士的不满情绪，也可缓解政治矛盾，有利于政局稳定。

  科举制的出现标志着士族门阀制度的崩溃，但并不代表士族的彻底消失。到唐初，士族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唐朝初年，孔颖达校订五经，唐政府颁《五经正义》于全国。

  经济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繁荣，为寒门弟子创造了一定的学习条件和文化氛围，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而门阀士族一般以经学传家，所以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学术中心地位，这也是科举制得以推行的重要原因。

  在唐代中期以后，门阀士族已失去往日的光辉，走向衰亡。特别是经唐末的一系列战争后，在宋代，婚姻不问阀阅，仕宦不尚门第已成风气，至此，门阀士族真正意义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真正为门阀士族画上句号的是宋代的科举改革的完善。宋代科举经过改革与发展，逐步得到完善，使中国社会逐渐从门第社会演变为科举社会。宋代统治者及时有效地发现了唐代科举考试的弊端，在开国初期就把改革科举取士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

  首先是废除公荐制度。宋太祖建隆三年诏令说：“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贡举官 如违，御史台弹奏 兼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这道诏令对禁止及第进士与知贡举官结为派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唐代，主考官进入贡院前，允许台阁近臣荐举考生。这种公荐十分重要，必然的联系到考生能否被录取，有时在开考前，拟录取的名单就已经基本确定。

  由于公荐的及其重要的作用，每次科举考试之前，考生们都要多方奔走，拜访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献上自己精心准备的诗赋文稿，希望获得他们的赏识和引荐，时称“行卷”。

  由于这种公荐极易导致徇私舞弊，宋太祖取消了考官与考生之间的座主与门生关系，严肃了考试纪律，使考生只对皇帝效忠，而不是效忠于门阀世家。

  宋太祖的这项科举考试改革措施是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内容上的一次重要的调整，彻底废除了自唐代以来的通榜公荐法，为从制度上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性而阻断私人荐私的现象。后来又颁布了废止通榜公荐法的诏令。

  此外真宗在位时期还实行别头试，在考试过程中确立回避制度，即为了限制官僚子弟和士族子弟应试的特权将与知贡举官和科举考试有关的亲属故旧之子弟另立考场，另派考官，以防止与其他考生混同而借助亲朋关系得以取录的弊端。

  为了杜绝公荐请托之风，宋太宗时又实行了“锁院”制度，即任命为知贡举官的官员必须立即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将他们直接从殿廷锁于贡院之中，直至科考结束，在大约五十天的锁院期间，不得回家，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

  后来，负责考试的监考官也需与知贡举一样锁宿，这实际是采用隔离法达到保密的目的，防止考官向亲朋好友泄露试题的现象。

  实行糊名、誊录制度。糊名制始于唐代，但并未普遍推行。到了宋代，成为定制。实行糊名制度，限制了门阀士族子弟徇私舞弊，势家权臣把持考场的特权，使得科举考试的竞争在形式上获得平等，一大批寒门才俊、庶士得以通过平等的考试，进入仕途。

  事实说明，糊名、誊录制度建立以后，不仅主考官很难作弊，而且在程序以外另立标准，也会遭到别人的反对。因此，自唐以来盛行的行卷之风就渐渐地消失了。

  北宋统治者从开国初期起，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围绕着如何防止门阀士族操纵科举、造成选士作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对选举制度做出了一系列精心的谋划和改革，制定了一套较严格的科举条例，以保证皇帝能真正掌握选官用人权之权，从而在真正意义上终结了士族掌握选官用人权的门阀士族制度。

  形成并确立于曹魏的士族门阀制度，在两晋时走到了顶峰。其基本特征就是维系和保障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一方面，它在士族与寒族之间竭力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寒族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努力屡屡化为泡影，带有明显的专制色彩；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抹平自古以来横亘于君臣之间的界限，极大地限制了皇权。

  从兴起到没落，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士族在统治阶层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中古时期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