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际的门阀制度：世家大族遭打压寒门逐渐崛起

  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原先的贵族政治被官僚政治所取代，世卿世禄现象也不再成为主流。此后的中国历代王朝不断更迭，官僚政治也几乎从未中断过，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就在这种大趋势之下，中国却在魏晋南北朝这段分裂时期出现了一种与贵族政治类似的情况——门阀制度。一群世家大族凭借着自身的权力和地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来把持朝政，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长达几百年的时间。

  无论是任何一个封建朝代，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总会出现土地兼并这样的一个问题，只不过有的皇帝选择遏制这一现象，有的皇帝则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加速这一过程。而在两汉时期，土地兼并这一问题则显得更为严重。

  一方面，自汉朝建立以来，北方匈奴和国内诸侯就一直是他主要担心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没办法得到有效解决，那么整个汉朝的统治都会显得极不稳固。

  因此，虽然西汉历史上不缺乏政治清明时期，但国家和政府的主要重心其实都并未放在抑制土地兼并上，所以加速了当时土地兼并现象的严重。

  更何况，汉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并未给予其足够的国家治理经验，这也是他忽视土地兼并问题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汉武帝为了积累到足够的财产来支撑对匈奴战争的进行，发布了许多能够说是相当严苛的经济政策。在这些政策之下，商业经营的利益被大幅度的降低，甚至还可能陷入血本无归的状态。

  因此，既是受到传统土地思想的影响，也是被逼无奈，那些尚且还拥有一定钱财的人纷纷开始购置土地，以至于出现“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极端情况。

  再加上西汉自宣帝以后就再无一个可以可以称为治世明君的皇帝，他们不愿、不想也不能解决土地兼并这一问题。因此，西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越发严重，为世家大族的出现提供了相当牢固的经济基础。

  到了东汉时期，就连东汉的建立都是由几个不同利益集团的世家大族共同促成，整个东汉的土地兼并现象自然更严重。此外，察举制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的失灵也是促成世家大族势力强大的另一重要原因。

  正是依靠着这一制度，世家大族几乎完全垄断了入朝做官的机会，在政治层面有了相当牢固的保障。到了东汉末年，世家大族的名声已达到可当作宣传武器的地步，如袁绍就经常因其四世三公的家世而受到各方诸侯的尊重和礼遇。

  到了晋朝建立的时候，由于之前的长期战乱，使得这一问题也没办法得到整治。从某一些程度上来说，晋反倒是两汉这几百年弊病的受害者。

  作为自东汉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西晋却并未带领中国走向另一个盛世，反而是直接将整个中原王朝带向了衰弱的深渊。为了加强宗室势力以维护中央皇权，晋武帝司马炎毅然决然地逆历史化潮流的再度选用了分封制，在全国各地分封诸王。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这些诸王不仅没有维护皇权的心思，反而是各个心怀鬼胎，都想自立为皇帝。因此，在司马炎死后不久，一场被称为“八王之乱”的大规模战乱就此发生。

  才经历过三国战乱的中国再度卷入纷争的泥潭，原本就不够稳定的社会陷入到了巨大的动荡之中，社会经济遭受到了堪称毁灭性的打击。西晋国力在这场动乱之中被极大削弱，最后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冲击下亡国。

  为了存活下去，西晋皇室不得不带着大批中原汉人南渡，并以建康为首都建立了东晋。原本西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势力就已经不可忽视，这也是司马炎再度设立分封制的原因之一，这次五胡乱华事件的发生更使晋朝宗室势力大幅度削弱，不再能够压制世家大族。

  此外，由于当时南方士族和北方士族之间有着严重矛盾和互相歧视的现象，这更为实权较弱的晋朝皇帝们创造了难题。

  正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以王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采取了诸多手段来稳定政局，形成了一种表面上以司马氏为尊、实际上世家大族各自垄断朝政的局面，这也是“王与马，共天下”的俗语由来。此后东晋的政治格局基本就是如此，只是掌权的士族不同而已。

  在东晋世家大族垄断朝政的情况下，大部分寒门子弟若是想要出头，唯一的方法便是参加军队，刘裕便是如此。在加入当时的北府兵后，刘裕展现出了惊人的作战天赋，在军队当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和地位。

  之后的刘裕更是连战连捷，不但将混乱不堪的南方地区再度统一，也消灭了不少北方政权，如南燕、后秦等等，极大扩展了东晋的疆域。正如当初的谢氏凭借着淝水之战的功劳而独掌朝政一样，刘裕也因为赫赫战功位极人臣、牢牢掌控着东晋的军政大权。

  此后，在平定桓玄叛乱的过程中，刘裕又拥立晋恭帝即位，使自己的势力再进一步，篡位离他只是一步之遥。

  出身于寒门的刘裕深刻知道东晋延续了几百年的门阀政治对社会的危害究竟是有多么巨大，因此他即位后，专对于世家大族而做出了政策上的调整。他不仅颁行了多项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来削弱打击门阀士族的势力，同时还注重整顿吏治、注重选拔寒门子弟，使更多人才能获得重用，一手终结了门阀专权乱政的局面。

  也正是通过这一些措施，中央政府的权威得以再次树立，为后面朝代的建立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和借鉴。在刘裕的治理下，刘宋不仅在疆域上在六朝之中最为辽阔，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都相继进入鼎盛时期，出现了一段乱世之中的难得繁荣局面。

  除了刘裕之外，刘裕手底下的寒门集团也与士族之间有着非常大分歧。这既是出于两者之间本来就长久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一种对利益的分配和争取。士族们对于一群寒门子弟竟然能够掌握大权感到分外不满，寒门子弟则对士族有着天生的不信任和厌恶之感。

  以刘穆之和谢晦为例，这两者都深受刘裕重用，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无法调节的矛盾，一直都呈现出互相攻击诋毁的状态，即便刘裕也没有一点办法。在这种寒门子弟掌权慢慢的变成了主要流行趋势的情况下，士族们所遭受到的打击相应地就越大，这也是门阀士族被不断削弱的原因。

  虽然刘裕对世家大族主要持打压态度，但他又并未完全舍弃世家大族，因为他深刻知道建立一个国家可以仅仅依靠武力，但如果想要治理并维持一个国家的长盛久安，就目前来说还必须依靠这些有着非常丰富政治经验的士族。

  这些士族面对东晋的灭亡，也预感到时代的变化，纷纷投靠刘裕以求自身的延存。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达成了一种较为稳固的共识。又以谢晦为例，作为世家大族当中的一员，谢晦不仅本身有着极为出色的治国才能，“随问酬辩，曾无违谬”。

  同时对刘裕还怀有相当程度上的忠诚，不惜以自身的性命为代价来劝诫刘裕。相比之下，寒门子弟当中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人才，

  另外，世家大族正是感受到了来自寒门集团的排挤和打压，因此为维持自身的地位，他们对刘裕本人更怀有一种忠心奉献之感。

  在带兵打仗、建功立业上他们并不擅长，但在谋朝篡位、壮大声势上他们却相当有经验，刘裕能够法理上成功篡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功劳。

  虽然这是一种锦上添花之功，但很显然，这深得刘裕的欢心。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刘裕对世家大族还是持有非常强烈的怀疑和忌惮之心，他们始终没有办法进入刘宋政治的核心。甚至当刘穆之死后，刘裕也因不放心后方而立即放弃北伐，士族门阀的衰弱不可避免。

  总的来说，晋宋之际的门阀制度已经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衰弱趋势，这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当时统治者的主动促成。

  士族门阀虽然掌握着社会当中的大部分资源、拥有着最好的物质条件，但他们却并未将这种条件转化成推动国家强盛的动力，反而是贪图享乐、祸乱朝政，使整个社会转变成一片狼藉的模样。

  作为寒门出身的刘裕则将此现状完全打破，这既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也是他本身的野心使然，而刘宋王朝的建立更是他心血和对这一现象扭转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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